Pully 艺术博物馆、罗明君与Steven Wagner 三者间的对话

MAP：Pully 艺术博物馆

罗：罗明君

SW：Steven Wagner

2015年5月2日

在罗明君瑞士的工作室

MAP：明君，您好！非常感谢您在自己的工作室为我们安排这次访谈。2016年春季，您将在Pully艺术博物馆举办专题个展《此时此地》，在这次展览的准备期间，我们将进行一系列访谈，今天是第一次。就这次展览来说，您将创作一些新的作品，也计划出版一本自己的创作回顾画册。

罗：您好！非常感谢您的邀请。总的来说，《此时此地》这个展览包含两项工作：出版与艺术作品的创作。

MAP：您在2015年初回了一趟中国。您能解释一下，是什么让这趟旅程成为您筹备这个展览的主线的？

罗：这趟旅程给了我一些令人震撼和伤感的私人经历，也正是这些经历让我决定了这个展览的主题内容。我回去，其实是回常德照顾我的父母的，那是我的故乡。他们已经退休了，在生活上，经济上都多有不便，我想帮助他们，给他们的银行账户上转一些钱。我在银行给他们汇款时，银行要求我提供一份证明，证明我是他们的亲生女儿。可是，我手头并没有可能证明的文件。

MAP：这听起来是一个正常的手续。

罗：是的，但我的状况稍显复杂。早在1987年，我便离开了中国，移居到了瑞士。因为我与一名瑞士公民的婚姻，我自动获得了瑞士国籍，失去了中国国籍。因此，在我的瑞士护照上，我的名字是Mingjun·Luo Wagner，后者是我丈夫的姓氏，我的籍贯也随了他，变为Sainte-Croix。当然，我也有中国政府的公证书来证明我曾姓“罗”、我的籍贯和亲属关系。然而，这次回国，我才被告知它们已经失效了。所以，我得找回我的出生证明，遗憾的是，那时候的中国，很少开具此类文件，可以说几乎是不存在的。

MAP：您抵达瑞士后，文化身份这一概念一直都在您的作品中占据着核心地位。那么，这些事件是如何影响您的创作实践的？

罗：它是持续展开的。我意识到，就中国政府层面来说，24岁后的我便不存在了。罗明君，作为中国公民，这个人在行政意义上不存在了。那么，我怎么证明我的亲属关系呢？又

用什么来定义我的家庭关系呢？靠基因检测？回忆？情感关系？还是行政文件？更进一步，国家政府的角色又是如何呢？是这个政府来决定（个人的）所属关系吗？

MAP：您觉得，您是以何种方式来处理这些疑问的呢？而且又是怎样将这些疑问植入进您的艺术创作中的呢？

罗：我的打算是在2015年秋季回国时来处理这些问题，用一种很现实主义的方式：重新追寻我生活成长过的那些地方，从我出生起，直至我的离开。与此同时，也计划在行政部门方面去找找。我的想法是，记录拍摄我的行为和旅程，收集一切我能找到的官方材料，和与我一生有关的图像。这样，在我回瑞士后，我可以做一件装置，以影像为主，加上和家庭情感连接的回忆、相片，以及部分身份文件。

2015年7月9日

在罗明君瑞士的工作室

MAP：第一次访谈后，已经过了两个月了。您现在的进度如何了呢？

罗：我现在没有在画什么，而是在准备《此时此地》的画册。这种艺术实践中的中断，能使我与我的作品保持一些距离，让我能够以不同的角度去重新审视我的创作。我想出版一本画册，来展现到目前为止的创作：这像是一种对图片的清理，重新找回那些我忽视了的（作品），评估它们还是否符合我的（期许），对我将来的实践是否还有意义。这个过程是艰难的，不过，这也促进了我的创作，影响了我的思考。

MAP：这种距离怎样改变了您与您的作品间的关系呢？

罗：最近几个月，我做了太多的拘泥于现实生活的工作。对此，我并不是很满意，我不想让我的工作太“商业”，尽管艺术家的生涯里无法摆脱与“商业”的关系。

MAP：那这段“插曲”会改变您在秋季的旅程吗？

罗：会的。我希望我成行的时候，能有更多的感觉和灵感。我想做一段视频影像，虽然我不是纪录片导演。我希望我能走的更远，而不仅仅是再现现实。所以，我必须找出一个方法来突破我现在的计划。形式上的考量，对我来说也是重要的，我们不应毫无筛选地展现现实。我应将问题智慧地巧妙地隐藏在作品中。这个秋天我收集到的所有材料都将是创作素材，我都要重新领会和解读它们。到目前为止，我总是在意最终结果，其实过程也很重要，归根结底，这也是起始。我的计划是要凸显这个过程。

2015年9月24日

在Pully 艺术博物馆

MAP：还有两周，您就要前往中国了。七月我们会面时，您开始质疑自身的某些出发点。那么，您现在是否已找到一些如意的方式了呢？

罗：我有三条主要工作线路。当然，这只是一个基本框架，都不是绝对的。肯定的是，我会使用视频影像。首先，我会考虑用视频来录制我在我的祖国（行政）记录中消失的过程。也许，这会是一个电脑屏幕，在这上面，我们能看到我的身份文件一一被删除，被放进回收站内。

另一方面，我希望能使用印章的镜头。也许是在我的身体上，也许是在纸张上。盖章这个动作，是个干脆的略显暴力的动作。在传统中国绘画中，印章会出现在所有作品上，有些是艺术家的签名，也有些是帝王的身份象征。如果没有印章，文件就没有法律效应。在我的构想中，这个视频会被投放在书本上。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方案，一方面它展现了家庭的价值——一本相册；以及政府的社会准则——我想到户口管理部门。这个问题，将是我的过去与官方文件相反的画面。

MAP：第三条路线是？

罗：这也许是关乎环境的，关乎风景的。在中国，我觉得我在逐渐变为“他者”。我生长的城市变化飞快，多出了许多高楼，像欧洲似的。我在考虑用视觉来呈现这种交替：一边是中国式风景，祥和静寂的；一边是，我儿时记忆中不曾有的欧式高速公路。这种环境的压力如同我自身的压力。

MAP：这些看来是相当的有进展。所以，您创作的成功是与这种有步骤的工作观念相关的吗？

罗：是的，这正是我的工作方法。我会先进行深入地思考，然后，我再投入到创作中。这次在博物馆的展览，让人欣慰的是，它使我摆脱了商业上的束缚。我能够完全投身于创作之中。我现在无法预见到计划完成的样子。也许最终，我只会有一件作品要展出，一副图像。但这几个月的探索所带来的影响，会长久的左右我今后的工作。

2015年11月9日

在 Pully 艺术博物馆

MAP：Steven，感谢您接受了我们的邀请。您是明君的长子，我们非常希望能与您交谈，从您的角度去了解明君的创作实践。现在，她正在中国准备她即将到来的展览。她的创作主题关乎家庭、亲缘、根系、东西方关系。您能谈谈您与中国的关系吗？

SW：从小时候起，我们每年假期都去中国，我们与中国之间的家庭纽带是非常亲密的。甚至可以说，我们跟中国亲属的关系比跟瑞士的更近。家庭关系，在中国社会中是最重要、最根本的。与自己先人的关系非常地受重视。我希望我能通过研习中文来让自己和这个根系走得更近，因此，利用留学的机会，我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如此，我能够深入到当下的中国中，一个当代的，充满活力的中国。

MAP：您是怎么看待明君的祖籍与她的瑞士籍身份的关系的呢？

SW：背井离乡与失去中国身份，对她来说是饱受其害的。婚嫁之后，她不管在哪都成了外国人。虽然她总是对她的祖国持批评的态度，这是学者和艺术家的情结。然而，我的外公是共产党员，所以，对明君来说，她有时不太能接受来自西方的批评，也不太能认同西方视角的中国。她给了我们中国文化的成长环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俗感，而是精神上的。不过，当她在中国的时候，她真的很中国！她的表达方式，性格都变了。她变得非常重礼节。我感觉不久前，她开始认同她的中间状态，尽管她想能够更频繁地返回祖国。她不再把自己当做是来自中国的离散者，她接受了留在这里，像一个瑞士人一样，在两个文化之间的空间里，她管这叫“第三空间”。她的艺术创作，在保持记忆的同时，便是一种她调和自身的方式。

MAP：她的一部分作品是基于照片，而它们来自你们的家庭相册。作为这份遗产的继承人，您如何看待她创造的遗产？

SW：她不会为我们详细讲解她的作品。不过，她会告诉我们相片上的那些人是谁，在哪里， 发生了什么。她的作品，她的经历和她的回忆，也是一种向我们讲述历史和家庭轶事的方法。但我们的这份私人遗产实际上是提供给所有人的，我不觉得它被完全夺走了。而且，艺术创作对图像的重新解读总会与生活产生一种距离，就好似，绘画或素描中的明暗光影。随着我自己对中国的了解，我也越来越懂得了她的作品。希望有一天，我能向我的孩子们传递她所体现出的那份与亚洲的感情关系；她的实践本身就是我们的遗产，也是我们兄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