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达比尔（Biel）的火车很准时，我提着重重的行李，在站台上与罗明君正式相逢。她接过我的行李，熟门熟路地穿过火车站门口喧闹的人群，带我去到她的家。在一个略高的山坡上，一个临街的楼房。

推开院子里没有上锁的门，她指着院子里的植物，告诉我这是哪一年种的青菜，哪一年种的花椒。宽敞的院子在阳光下郁郁葱葱，生机昂然，这是她常年劳作的地方，也是她安放身心的地方。一棵巨大的玉兰树正长得恣意，罗明君走上前去，抚着树干，仿佛和一个老友说话：嘿，一切都好吗？别来无恙？

她在这里度过了那么多的时间，和这棵玉兰树说过许多的心事吧。当初为了爱情背井离乡不顾一切地来到瑞士，继续艰难地探索作为艺术家的道路。在艺术家的艰辛创作和做母亲的繁忙中努力寻找平衡。她的两个儿子分别在这个院子里长大，她在这里给他们讲故事，看他们成长为比自己更高大的成年男子，目送大儿子结婚，小儿子与女友开始生活。尽管她的卧室和小儿子的卧室还在同一层，淋浴房可以从双面打开。这个让她得意的设计现在已经用不上了。

这院子里的一切都像是她的一部分，像是从她的身体里生长出来的一样，她在这座城市已经度过了三十多年。从一无所知一无所有，到成为当地知名的艺术家。

我随罗明君去逛市集，一路上总有人上前来打招呼。她满脸微笑地接受着这些致意，习以为常。这里的人们知道她，熟悉她，也喜欢她，知道她是个有名的艺术家。知道她是这个城市的一员。

她想把Biel这座城市里最好的风景都在一天之内打包给我感受：某个小街里的面包是最好吃最香的，市集上的某个老奶奶带来的鸡蛋是最新鲜的，罗明君三天前就提前预定了。还有特地去某个湖区开车来卖鱼的姑娘，她们带来的鱼最为鲜嫩。她们不说法语，因为是从瑞士的德语区过来的。罗明君的法语极为地道，但卖鱼的姑娘和卖鸡蛋的老奶奶只说德语。在阳光下，她们用手比划着，快乐地交流着。Biel是瑞士难得的双语城市，在这里，无论是说德语还是法语，都能找到归属。是一个对不同文化接受度很高的城市。在这里，紫苏和玉兰都可以绽放。

我们的交谈从厨房开始。罗明君说她特别擅长做西餐。她知道我在旅途中渴望吃一顿像样的中餐，于是从院子里採了新鲜的紫苏，准备了几个美味的中式菜肴，抚慰我这些天被色拉折磨的胃。

吃饭，在带着乡愁的中式油烟的味道中，我们一同进入了某个共同体之中。那个共同体飘忽不定，和我们的话题一样在不同的共鸣中跳跃，那些共鸣叫做：故乡，19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女性艺术家的命运，中国人在全球的移动和漂浮，还有：当下的自己。

我们相处的第一天聊了许多的人生故事。她当初是那么的耀目，是领导们重点培养的未来之星。可骨子里有些叛逆和自由，是可以说走就走地去西藏，去奔赴一场爱情。是宁折不弯地抛下所有关于稳定的承诺，只因为一个年轻的漂洋过海来寻找她的心灵。

命运这件事情总是在时隔多年之后才能被领悟，当事人在当时那一刻的选择总是胸口万千翻涌。罗明君离开了冉冉上升的艺术家路线。

直到现在下一代的女性艺术史学者翻看资料时，惊奇地发现当年有个力量凶猛的罗明君，她创作了厉害的作品，然后就不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地图上继续发展了。罗明君这些天接受了来自国内年轻艺术史学者的采访，重新梳理了当年的创作。那是中国当代艺术中女性艺术家的重要篇章。那仿佛是她的前世。

现在的罗明君，是长期居住在瑞士的艺术家，是在诸多欧洲美术馆做了个展的成熟艺术家，和瑞士有名的画廊有深入的合作，是走在街上有当地人脱帽致礼的当地名人。

这些依然得来不易。是在日日夜夜照顾家庭的同时，分身出一个艺术家来进行的创作，在阁楼上的创作。

上一代女性艺术家的出发之地，常常是阁楼。想起路易斯·布尔乔亚的人生，在日日夜夜照顾丈夫和儿子的同时，她在她的阁楼上，继续进行艺术创作。哪怕是在1947年就画出了蜘蛛的雏形，要等到几十年后，才有机会将它实现为举世震惊的作品，从泰特美术馆到毕尔巴鄂，从龙美术馆到东京六本目。那只让人仰望的蜘蛛，始于几十年前的一位家庭女性的阁楼。

罗明君的阁楼里也有她无穷的想法，和尚未实现的草图。

她兴高采烈地对我说，最近刚刚从阁楼搬到了一楼，这是个更大的空间，用来做工作室，用来画画，舒畅极了。一楼的空间有更大的空间，更开阔的视野。工作空间的迁移，也意味着罗明君生活重心的转移，传递着一个重要的信息：她终于可以完全属于自己。

这一次的大部分作品，是罗明君将工作室搬至一楼之后创作的。

罗明君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创作阶段，在她创造的画面上，一个更有力也更为深邃的空间正在被她打开。

“当你感受到了命运的未知和神秘时，浓重直至黑色是最适合来表达这种无法描述的状态的。”艺术家说到。

英国当代女作家德博拉·利维在《自己的房子》（Real Estate）中精彩地书写了女性和房子的关系，她问到：女性一直在提供给他人一个舒适的家庭，但这个家庭空间很少服务自己。什么是属于女性的真正的不动产？ 

对于这些才华横溢却不得不在家庭中履行妻职和母职的艺术家而言，一间阁楼是保全自己的地方。最早的激励女性的小说《小妇人》中，也让阁楼成为了作品诞生地。阁楼里拥有各种可能性。罗明君正在一一释放这种可能性。

在罗明君之前的一些创作中，记忆常常以图像的方式降临在画面之中，拥有一种介于灵动与模糊之间的气质，那正是记忆在我们的生命中运作的方式。“记忆的运作让时间坍缩”（本雅明）。进入记忆深处的回望，是这些作品所拥有的角度。在她富有个人特色的灰色调的画面上，物品展现出了某种深情的光泽，那是普鲁斯特式的个体记忆的光芒。

如果说罗明君之前擅长于对回忆进行召唤。这一次的炭笔作品，是她对未来进行的召唤。这是她释放的艺术可能性之一。

这些尺幅巨大的纸上的炭笔作品，拥有一种简洁又浓烈的气息。在近乎黑色的底上，一朵玉兰花正在缓缓张开，两篇巨型的树叶仿佛在微微颤动，它们自成一个世界。

画面不再与现实、与回忆有密切直接的关联，罗明君由一种对未来的想象来主导着画面。

本期展览中的《本命年》是一幅意味深长的作品，60岁对于罗明君而言，是一个令她欣喜的全新状态的打开。此刻的她，就像窗外的玉兰，开得盛大。又像紫苏，落地瑞士依然可口鲜美。一种综合的韧性在她成熟之后开始发力。

自从大儿子举办了婚礼，小儿子和女朋友搬出了这座房子，罗明君的身体和时间终于又重新完全属于自己——她获得了全部的创作自由。某种意义上，60岁，她又开始重新独立生活。正式成为一个六十岁的女性艺术家，让罗明君有些感慨，又有些释然。

我看着画布上这些在黑暗中重新涌现的花朵和树枝，我知道画下它们的那双手和心灵正在彰显自己被生活抑制的力量和潜能。

生活日常的琐碎可以磨损一个操持家庭的女性，无论多么享受家庭生活，她的时间和她的注意力必须和其他的房间分享。她在这座屋子中，成为了妻子，成为了母亲，和所有想兼顾创作的女性艺术家相似，她在阁楼上拥有一方小小的创作空间，在那里她是艺术家罗明君。在楼下，她是母亲和妻子罗明君。在照顾家庭的日日夜夜之中，她逐渐成为了现在的自己。一个在辛勤付出之后，拥有事业同时拥有家庭的女性。当她终于心无旁骛地可以把自己奉献给创作时，画面回报给她的是无尽的可能的空间。

我深深感动于作品中的深邃和愉悦——那昭示着她尚未实现的生活，一个等待她去创造的生活。现在的画面，终于可以承载百分之百的她了。生活不再是加法或减法，不是非此即彼。

展览的标题叫做“漫长的漂浮”，所指的不仅仅是她30多年前开始从中国移居瑞士之后的生涯。对身份的探索和对中西文化的融合曾经是她创作中的材料和元素，此处与彼岸、孤立与融入，一度撕扯着她的存在感，也成为了驱动她创作的驱动力之一。但到了罗明君的60岁时，这些都不再构成困惑了，她拥有了一种更为自如和练达的对生命的理解，愤怒和感伤也已经不再是她最核心的情感，她对许多问题不再试图求一个清晰的答案。以自己的方式对生命进行接纳和理解，是这位艺术家新的命题。她接纳了自己漫长的漂浮，并从中获得了勇气和力量。

罗明君工作室一楼的窗外是一棵巨大的玉兰树，在开花时节，宛如整个春天降临到了花园。玉兰是罗明君作品中常常出现的意象。想起乔治亚·欧姬芙说：“当你手拈一朵花，认真看着它，那一刻，花便是你的世界。我想将那个世界带给其他人。” 罗明君探索着那片黑色的光景之中可能生长出来的新世界。这一次罗明君赋予了这些花朵和树枝全然不同的心理时间和空间意象。漂浮在画面上的花朵和树枝，是她生命的漂浮。在漂浮中克服了重力、克服了时间，但同时拥有倔强的生命力，努力绽放。

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刚好在阅读美国女诗人Jane Hirshfield的最新诗集《The Asking》，其中有一首诗，叫做《Two Versions》，描述了两个不同版本的人生，一个在寻找中经历冒险，一个在毫无意外的生活中普普通通。

罗明君也拥有两个版本，玉兰和紫苏——她同时都是。生活的锤炼让她学会了落地生长，也学会了享受春天。

一个进入60岁的女性艺术家罗明君，正在进入了一个开阔的成熟期，一个最好的创作期。展览中的一切创作，是以生活的代价和漫长的漂浮换来的。

在命运中漂浮，在时间中漂浮，在身份中漂浮。罗明君曾以为自己是一株处在漂浮中的植物，可在岁月中，她渐渐地成为了一座漂浮的岛屿。她拥有女性的身体，她是土地，她曾经孕育，如今她的身体中再次勃发了一种新的生机。她渐渐成为了一座自己的岛屿。岛屿上，有花园，有生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这一次画面中的景象和感受就来自那个世界——她要去实现的生活，一个等待她去创造的生活。

于是，继续漂浮。

Drifting Through Eternity.

文 沈奇岚